魏碑，是魏碑书法或魏碑书体的简称。两个字代表着两个要素，魏，是说这种书体产生的时代是魏、大魏、代魏，亦即后来通称的北魏、后魏。碑，则是说这种书体的载体是石是碑，魏碑则是铭刻体、碑版书。。

先说魏碑书体产生的时代。北魏是1600多年前由我国北方少数民族鲜卑拓跋氏建立的一个封建王朝。上溯百年左右，也就是东晋五胡十六国时期，北魏的前身代国已经活跃在如今的山西雁门关以北和内蒙古的阴山以南。当时，内蒙托克托县（有一段是

和林格尔县境内）的云中盛乐或定襄盛乐是北都，平城则是南都。拓跋鲜卑原本没有文字，在其建国前后，他们有意识地吸收越来越多的汉族士人进入政权，用中原的先进文化改造自己、提高自己。拓跋猗、猗卢时期有卫操、卫雄、段繁、姬澹等人。卫操是代人（今阳高县），他原是晋征北将军卫瓘的牙门将，因多次出使代国，后来便领着宗族乡亲十数人正式进入拓跋代政权。卫瓘的祖上也是代人，后落籍安邑。卫瓘、卫操很可能同族。卫瓘、卫恒父子是东晋大书法家，卫恒的侄女卫铄、卫夫人便是王羲之的老师。如此看来卫操不仅“少通侠，有才略”，而且也像卫恒一样善草隶书。据《魏书》记载，卫操曾为新故的拓跋树功德碑于大邗城。其实在此前两年，卫雄、段繁就在参合陂西“累石为亭，树碑记行”。这该是史书上记载的最早的“魏碑”。昭成帝拓跋什翼犍时期是燕凤、许谦、张衮等人。他们都是博综经史，善阴阳谶纬之学的饱学之士，燕凤、许谦还是道武帝拓跋珪父亲的老师。道武帝拓跋珪到太武帝拓跋焘时期是崔玄伯、崔浩父子，卢玄、卢渊父子，以及高允、李灵等征士。就书法而言则以崔卢两家为翘楚，崔氏学卫瓘体，而卢氏则传钟繇体。史载，崔玄伯“善草隶行押之书，为世摹楷”。崔浩“既工书，人多讬写《急就章》。世宝其迹，多裁割缀连以为模楷。”卢渊“习家法，代京宫殿多渊所题。”实际上北魏早期崔卢两家书迹，尚属东晋北方体系。此时的铭刻书则多为带有楷笔楷势是的隶书。现在我们能够看到的太延元年（435）的《破多罗太夫人漆画题记》、太延三年（437）的《皇帝东巡碑》、太平真君四年（443）的《嘎仙洞祝文》等碑石便是这种面目。甚至连稍后一点的灵丘《南巡碑》，以至《司马金龙墓铭》也属这种书风。崔浩晚年曾把他主纂的《国书》三十篇以及所注《论语》和《五经》刻在石碑上，立在平城的西郊，最终酿成了人亡碑毁的悲剧。如果能找到它们，以崔浩为代表的平城铭刻书体便大白于天下了。总而言之，魏碑书体是随着北魏政权的汉化即封建化进程逐步形成的。太和十八年（公元494年）魏孝文帝迁都洛阳后，进一步加快了汉化的步伐。魏碑书体也不再固守汉晋铭刻书体阵地，而与南朝的书风对立了。平城魏碑与当时的中原书风甚至是行押书相结合，便生成了基本上属于楷书的魏碑北邙体。这种书体在大同地区有云冈石窟的《昙媚造像题记》，还有《高琨墓志》、《元淑墓志》和《封和突墓志》等。

再简单讲一下“碑”的含义。古代尚无印刷术，更不会照像，要保存史料、规范古籍，只能刻石，这便是铭刻书的缘起。魏碑是铭刻书体，而铭刻书体自秦经汉再到三国魏晋南北朝，是处于不断变化之中的。秦是小篆，西汉是比较草率的简书，东汉是隶书。到了三国两晋隶书的波磔逐步变平直了。究其原因，一方面是铭刻书体在向手写体即草隶或行押书靠拢，另一方面书手和刻手在书刻过程中不断积累经验，形成了既具审美价值又便于操作的书刻套路。平城时期的魏碑，大多是这种比较平直的楷隶。洛阳时期的魏碑，龙门造像题记仍然承袭着平城时期的书风，而北邙的墓志则逐步楷化，变成了方笔楷书。为什么楷书还要用方笔？我想这也是由石头和刻刀这样硬碰硬的工具所决定的。正如我们现在有楷体、有宋体一样。楷体是手写的楷书，而宋体则是宋代发明印刷术后，适应刻刀和木版而新创的方直书体。当然，铭刻体与当时的文书、简牍、写经文字密不可分，因为铭刻书迹一般都有书和刻两道工序。碑版书不可能不表现当时手写书体的基本面目和基本特征

由于魏碑书体结体宽博、体势开张，点画又多用方笔，峻拔凌厉，因此无论是平城早期魏碑，还是洛阳晚期魏碑，应当说都具有风骨高古，体势雄强的特点，弥漫着一种盛世气象。岂止是盛世气象，它简直就是北方代人粗犷慓悍的精神世界的写照。魏碑由隶化楷的过程，其实并不完全反映文字的嬗变过程。因为中国文字的隶变、楷化在东晋已经完成了。魏碑只是一个特殊时代的特殊产物。这种特殊性，也正如北魏政权在政治制度和文化领域以至人民族交融上承汉启唐一样，魏碑楷书同样为后来法度森严的唐代楷书以至风格多样、艺术高超的唐代书法繁荣进行了准备。这大概就是魏碑书体的意义所在。

（殷宪供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