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北魏平城演绎了一场班禄制、三长制、均田制、租调制的波澜壮阔的活剧，影响深远，荫及盛唐；国学大师陈寅恪指出：“隋唐之制度雖極廣博紛複，然究析其因素，不岀三源：一曰（北）魏、（北）齊，二曰梁、陳，三曰（西）魏、周。”余秋雨先生说，“大唐从北魏走来”。

魏晋南北朝史学会副会长、山西大学历史文化学院院长、博士生导师李书吉在评价北魏太和改制时指出：这“是一次社会性的改革。就是说这次改革不是局部的、零散的，而是一次社会性的系统工程。它涉及政治、军事、经济、礼制、法律、宗教、文化、习俗等社会制度、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和诸多层次。换句话说，它是中世纪对中国封建社会制度进行的一次综合性的变革。笔者同时认为：中国封建社会的改革意义重大的有三次：第一次是春秋战国时的变法。第二次就是北魏孝文帝改革。第三次是明代张居正的改革。前一次是由奴隶社会到封建社会的变革。后一次促进了资本主义在中国的萌芽。而中间这次改革是由中国的民族问题引起的。这三次改革都极具典型性，它是由中国社会发展的自身过渡和多民族融合的客观条件造成的。”它“不是简单的汉化。具体地说，它既不是汉代制度化，也不是魏晋制度化，更非南朝化。虽然这次改革是伴随拓跋族及其它北来的少数民族完成由游牧经济到农耕经济，由部落联盟或酋邦组织到皇权政治，由草原文化到华夏文明的过渡而展开的，但同时在此三个过渡中也实际上触及到自秦以来汉族封建社会发展过程中所呈现出来的社会性弊端和顽症。而其改革的结果是在以拓跋族为代表的少数民族在完成自身社会阶段的过渡、跨越的基础上，也使汉族的正在走向成熟的封建制度得以相当程度上的完善。所以，孝文帝改革之所以是成功的，是因为这次改革对汉民族固有的制度和少数民族固有传统两方面的改造。这次改革是双向的、不是单向的，不是单纯的向汉族学习，单纯的汉化，实际的情况是，比较落后的游牧民族在加入先进制度行列的同时。也为汉民族输送了新的血液。”它“所奠定的北朝社会制度是从汉到唐两个封建社会高峰之间的一个主脉。从制度上说孝文帝改革所奠定的北魏乃至北朝是一个版块。这个制度版块基本上为隋唐所因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