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思成、林徽因、刘敦桢和郑振铎、冰心等大师分别在20世纪30、40年代对大同进行了认真细致的考察，对大同的建筑艺术、雕塑艺术、壁画艺术和油饰彩绘艺术都作出了极高评价。金维诺、宿白、罗哲文、丁明夷、冯骥才等当代著名文化学者、美术史论家、考古学家也给予了同样的赞誉。

他们是这样评价的：

郑振铎于1934年7月和谢冰心夫妇及顾颉刚、许地山等作家一行，从北平到包头旅游时，在大同逗留了六天，先后游览了上、下华严寺、九龙壁、善化寺、云冈石窟等地，沿途写了《西行书简》一书。他写道，“过大同的人，没有一个不熟于云冈石窟之名。这是北魏时代的一个伟大的艺术宝窟。我憧憬于兹者已有好多年，到大同的目的，大半在游云冈。但并不是说，城内便没有可逛的地方。大同城内也到处都是古迹，都有伟大的建筑物和艺术品在着。在大同，便够你逛个十天八天，逛个心满意足，还使你流连徘徊，不忍即返。……

走过一条街便是下华严寺。一走进寺门，觉得气魄没有上寺大，眼界没有上寺敞。但当小和尚们（这里还有几个和尚及沙弥，庙宇保存得还好）把大殿的门打开了时，我们的眼光突然为之一亮，立刻喊出了诧异的赞叹之声。啊！这里是一个宝藏，一个最伟大的塑像的宝藏！从不曾见过那末多、那末美丽的塑像拥挤在一起的。这里的佛像确有过于拥挤之感，也许是从别的地方搬运了些过去的吧。简直像个博物馆。上寺给我们的是衰败没落的感觉，到这下寺却使我们感到走进一个保存古物的金库里去。上寺的佛像是庄严的，但这里的佛像，特别倚立着的几尊菩萨像，却是那样的美丽。那脸部，那眼睛，那耳朵，那双唇，那手指，那赤裸的双足，那婀娜的细腰，几乎无一处不是最美丽的艺术品，最漂亮的范型。那倚立着的姿态，娇媚无比啊，不是和洛夫博物馆的米洛斯的维那斯有些相同么？那衣服的褶痕、线条，那一处不是柔和着最柔软的丝布的，不像是泥塑的，是翩翩欲活的美人。

（善化寺）大殿上，正座有佛像五尊，作风和上华严寺的略同，像后的火焰也极细致，殿的东西，各有十二立像，除四大金刚外，有菩萨像，有女像。菩萨像，有怒目的，有慈祥的，有欣喜的；女像则大都端庄美好，其中有鬼子母像，也并无凶狠之态。这二十四尊像是无价之宝物；宋金时代的文臣武将，命妇闺秀的衣冠装束，几皆保存在这里。那服饰，和唐代的不同，和元以后的也不同。特别是，妇人们的穿戴，从头上直到脚下，无一不是考古者重要的资料。这些像，虽及有下华严寺的生动可爱，在古物学上的价值，仅倒过之。当然未必件件衣物都和宋金时代的实物绝对无殊，却不会像今日戏装似的不古不今。

冰心在《大同日记》中写道，“由大佛像处再向西行，尚经十余窟，或封或启，佛像大小及坐立，扶倚，姿势及窟顶花纹鸟兽等，式样各不相同，亦有未完工者。总计全山石壁东西数里，凡大小九十五窟。佛像高者约七十余尺，次亦五六十尺，小则有盈寸者。各石窟高者二百余尺，广者可容三千余人。万亿化身，罗刻满山，鬼斧神工，骇人心目。一如来，一世界，一翼、一蹄、一花、一叶，各具精严，写不胜写，画不胜画。后顾方作无限之留恋，前瞻又引起无量之企求，目不能注，足不能停，如偷儿骤入宝库，神魂丧失，莫知所携，事后追忆亦如梦入天宫，醒后心自知而口不能道，此时方知文字之无用了！”

冯骥才在《大同雕塑全集·总序》写道，“世界上有许多雕塑之都。比如罗马、佛罗伦萨、雅典、开罗等等。它们都拥有浩如烟海的雕塑之作和举世闻名的雕塑经典。然而凡是在上述名城感受过“叹为观止”的人，来到了大同，面对着绵延三十里的世界文化遗产云冈石窟，或是走进华严、善化、云林等诸寺，瞻望昙曜五窟的巨佛，金塑二十四诸天和薄伽教藏殿的菩萨们，一样会受到那种鬼斧神工造就的人间至美的震撼。大同雕塑是一种艺术的极致，因被认定国家乃至人类的文化遗产。

大同历史上地处中原与北方少数民族交流的门户和兵家必争之地，它先后成为北魏、辽和金的首城或陪都。于是，鲜卑、契丹和女真这些终年驰骋在草原上的民族，都把他们的精神与气质注入到各自的雕塑中去。比方鲜卑的沉雄大气和契丹的刚劲清健，这就给大同的雕塑史带来风格迥异的时代性的嬗变。由于这里的北魏石窟的开凿与辽金寺观的建造大都是国家行为，其雕塑便具有示范性；同时山西古来又是中原雕塑的中心，大同的雕塑自然影响到全国。

自北魏至清代长达一千多年的岁月里，大同雕塑是一册厚重的艺术史，代无空缺。这种大同人司空见惯的艺术，渐渐潜入他们的血液，化为这个城市人人熟习的精神和审美语言，弥漫在人们的生活中；从建筑、家具、工艺装饰到日常身边各样的器物上，雕工刻艺随处可见。为此，我们不仅把雕塑看做这座城市的历史财富，更视为它的文化基因。一方面把它当做这块土地应当继承的传统，一方面将其认定为城市发展的文化原点和起点。“

丁明夷在《大同雕塑的国家性格和民族性格》中写道，“大同是国都、佛都和雕塑之都（艺都）三位一体之所在。国都之佛教及其造像，影响遍及全国。佛教中心同是造像中心。一千多年来大同积聚了浓厚的造像传统和人才的储备，其造像形式及风格，历来是引领时尚，标榜创新的典型和模式。……至於辽、金时期大同佛寺的彩塑作品，以其别开生面的造型和风格称誉全国，契丹和女真族的造像艺术家，以其独特的视角和体验，创造出新的作品。擅于雕造御容和大量影堂的他们，作品清新朴实，具有浓郁的写真作风。在这里，减弱的是超凡入圣的佛堂氛围，强化的是贴近生活的人间生气。这是民族雕塑大师在继承先贤之上的潜心运作。”